魏晋士人以处为高，以出为劣，至少在口头上都把隐逸看得非常高尚。不过，戴逵隐逸不仕并不是追逐虚名，而是他认识自我以后理性的人生选择。他说人应该“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遇事要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尽自己的本分。戴逵知道自己爱干什么，想要什么，能干什么。

干自己爱干的事情就会幸福，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有激情，干自己能干的事情就能成功。

“认识自我”只是前提，“实现自我”才是目的。当然，能“认识自我”的人，不一定能“实现自我”。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古人和今人各有各的角度，自然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各有各的道理。就“认识自我”而言，谁都会承认“知难”，和“实现自我”相比，大家又都会肯定“行难”。知道自己爱做学问也能做学问，生逢“诗书虽满腹，不值一文钱”的世道，读书人不一定愿做学问，在强权通吃的社会里，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也可能钻营买官。

戴逵兄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认识自我”上有过人的识力，在“实现自我”上又有超人的定力。他们一旦认准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旦确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就能矢志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就像曹丕所说的那样，“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因穷困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不因显贵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我们常人恰恰相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个人欲望是自己定力的死敌，欲望驱使我们随波逐流——大家爱钱就跟着大家去捞钱，大家爱官就随着大家钻营官，最后在蝇营狗苟中失去了自我，在庸庸碌碌中消磨了自己一生。

戴逵坚持隐居东山以激励气节操守，他的兄长戴逯则志在“建式遏之功”。“式遏”一词来于《诗经·大雅》，这里指出仕做官以建功立业。《晋书》称戴逯“骁果多权略”。骁勇果断的人往往鲁莽，有权谋计略的人往往多疑，勇敢果断又足智多谋确属难得的治国人才，正是“骁果多权略”的雄才，激起了他“建式遏之功”的雄心。戴逯后来成为淝水之战中的功臣，如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兄弟二人的出处进退有天壤之别，谢安对此也十分纳闷，有一次特地问戴逯说：“你们兄弟的志向为什么如此不同？”戴逯一五一十告诉上司：“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愁苦，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乐趣。”“不堪其忧”“不改其乐”借用《论语》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暗以颜回来比喻戴逵，迂回曲折地称赞弟弟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