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陶阿顺上了官船，立马就把机密全部泄露，周福清嘱咐的全白搭了。事情经过虽然很简单，但历史上却有三个版本。

这第一个版本，说事发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正在官船上，向主考官周福清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两人正寒暄间，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书信，并说送信人叫陶阿顺，就在船外等候。按照规定，主考官是不能接受私人信件的。何况还当着苏州知府的面儿。为了避嫌，殷如璋干脆让王仁堪拆信来看，显得自己很廉洁。王仁堪拆开信一看，眼睛都直了，信里装着舞弊和一万两行贿的银票。王仁堪感到事情严重，立即下令拘捕送信人。愣头愣脑的陶阿顺被拿下。殷如璋的反应也很强烈，他拍案大怒，请求王仁堪将送信书严加审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版本具有多少真实性暂且不论，先看第二个版本，说当时官船上确实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殷如璋，另一个却不是苏州知府王仁堪，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两位大人正在品茗闲聊，陶阿顺来了，送上书信。殷如璋是个明戏的人，知道这信里内容不凡，于是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信往桌上一搁，让陶阿顺先回去，自个儿继续若无其事地喝茶。哪知天才般的陶阿顺冒出一句：“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打个回条？”

这话当场把殷如璋雷翻。殷如璋恼恨交加，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他立即下令把陶阿顺交到地方官府查办。

还有第三个版本，殷如璋靠岸后，大小官吏人来人往，热闹喧嚣。陶阿顺托殷如璋的仆人将信送去。殷如璋此时正忙乱，无暇接待陶阿顺。陶阿顺站在岸边，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心里焦躁不耐烦，索性大喊起来。他这一嗓子惊动船上的官吏。喊的具体内容估计是“怎么还不接见、回复之类”。殷如璋无奈，只得拆开信看，于是猫腻曝光。殷如璋多油，官场混了二十多年，反应超快，立刻把陶阿顺逮捕，交官府查办。自己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

三个版本三种说法，哪个离事实真相更近呢？我认为，不是第一个，殷如璋是个精明的人，这一点，在事发后他果断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精明人，是不会草率到让一个知府来拆信的。何况，他是主考官，有人忽然送来书信，自然会感觉到这书信里藏有特别的内容。不管当时谁在场，他应该是摆出不在意的样子，越淡然越平常，旁人越不起疑。因此，第二个版本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陶阿顺虽粗莽，但好歹也是在大户人家当仆人。他要一个回复，一方面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另一方面是自作聪明。主动询问，也不是无礼。而第三个版本说他站在岸边大喊大叫，这不太合情理，询问可以理解，大喊大叫就有些傻过头了，也有些过分无礼了。

实质上，哪个版本更真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三个版本虽在细节有些差异，但案情发生的过程是一致的——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送信，而后事情败露。败露之后，整个苏州沸沸扬扬。

此时，周福清已经逃跑了。他本在船上等候佳音，哪知道陶阿顺一去不复返，他很敏感，觉得事情不太对头，立刻开船从苏州去往上海藏匿。

由于案发地点在苏州。苏州王仁堪将案子上报江苏按察使司，并先行提审陶阿顺。

一开始，陶阿顺拒不交代实情，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只交代自己是浙江人，案子没有太大进展。到了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了通报公函，将人犯陶阿顺及行贿舞弊证据一并移交案犯所在地浙江。

这一案件，引起了浙江巡抚崧骏的高度重视。他安排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以杭州知府陈橘一同查办此案。

这三个人两度提审陶阿顺，陶阿顺终于招供，他在受审讯时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是，“信内之事，伊实不知”。这句话，也证明案发过程的第二个版本更具有可信性。

根据陶阿顺的交代，浙江巡抚嵩骏和办案大臣们商议，一致认为，此案的关键人物在于周福清，若不将周福清捉拿到堂，便不能查出案情真相。于是，追捕周福清的行动开始了。

八月下旬，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仁和、钱塘二县访查周福清踪迹。得到的报告是未见周福清其人。其实，这时候周福清悄悄地从上海回到了绍兴原籍。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命令会籍县，一旦发现周福清，立刻查传，押解省垣质省。与此同时，光绪帝下了一道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查办。”

这下子，周福清不但丢了官儿，还成了被追捕的要犯。从皇帝到封疆大吏，从浙江省会到会稽县，上上下下，一并通缉周福清。周福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插翅难逃，于是选择自首，只身来到会稽县衙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