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这样说，但张居正还是勉强同意了曾省吾在四川都掌蛮地盘实行文化育人的计划。曾省吾不负众望，先从改变风俗做起，要万幸活下来的都掌蛮几千人穿汉人服装，吃汉人的食物，学习汉人的文化。不过一年时间，四川境内再也不见都掌蛮的身影。

文化育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口号，真付诸实践，获取成果的过程异常缓慢，稍有疏忽就前功尽弃。对待敌人就该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和他们谈仁义讲礼仪，纯是对牛弹琴。你浪费时间不说，牛还很不高兴。这就是张居正当时最诚心实意的想法。

对待叛乱，张居正残忍暴力，对待罪犯，同样如此。1573年秋，按惯例是秋后问斩，李太后却发慈悲说：“皇上才登基，大赦一回吧，以呼应上天好生之德。”

朱翊钧请教张居正的意见。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说道：“春生秋杀，天道之常，皇上应该记得，自去年继位以来，大赦已不止一次。糟粕不去，反害精华；凶恶不去，反害善良。这不是天道。”

朱翊钧很为难：“这是母后的意思。”

张居正接口道：“皇上试想，那些杀了别人的罪犯，如果被赦，对受害人公平吗？慈圣太后信佛，佛主张不杀生，但佛教也有怒目金刚，正是惩罚罪人的意思。”

朱翊钧释怀：“张先生这话让我茅塞顿开，我这就去说服母后。”

李太后同意了张居正的见解，但心里却很纠结，因为她在佛像面前允诺要放生的。李太后不是政治家，或者说，她不是正在从事实际政治的人，所以她和那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公知一样，认为宽大是治国良策。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喜欢宽大，不喜欢流血。可喜欢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

张居正熟读古典，当然知道东周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一段治国箴言：“火的威焰，人人看到后害怕，所以被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柔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但死在水里的人成千上万。所以宽大是在害人，而不是在救人。”

张居正主张刚猛治国，他曾对人说：“如果让我做刽子手，我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这也是成圣成佛之道。”当他回忆历史时，看到元末的大动乱，由衷地钦佩明朝开国时期，同样是帝王师的刘伯温[1]的论断：元亡于对叛乱、对官员的无限宽大，最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种种历史教训让张居正的执政思路百折不挠：严刑峻法，才可天下太平。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人人平等。

可如果犯法的是特殊人物，比如李太后的亲爹、朱翊钧的姥爷，张居正该怎么办？

巧解难题

1574年正月元宵节前一天，怒风呼啸着穿堂入室，吹起内阁办公桌上的文件。张居正急忙按住，风过后，他呵了呵双手。这天真冷，不过一想到东南方面的叛乱被平定，张居正的心里就如升起火炉般温暖。

当他沉浸在自己非凡政绩中时，工部掌门人朱衡和户部掌门人王国光小跑着来了。两人有事，而且不是小事。张居正认真听完，不禁倒抽凉气，一种奇异的感觉袭上心头：1574年可真不是个好年头，才开始，老天就给他出了这么大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要从李太后的信仰说起。李太后信佛，所以常做功德。1573年秋，李太后征得张居正同意后，就从内库(皇帝的小金库)取银五万两，修建了河北涿州胡良河与巨马河二桥。第二年初，两座桥横空出世，负责督建的工部官员邹清明就把建桥的开支报到工部审核。

想不到工部审出问题：开支有七万八千两，而内库只拨银五万两，凭空多出了二万八千两白银。其实也就是说，这多出的二万八千两白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外库(国库)明目张胆挪出来的。

事态如此重大，朱衡和王国光只好来报告张居正。张居正倒抽凉气，是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点，而且也只有他敢这样做。这个人就是朱翊钧的姥爷、李太后的亲爹李伟。

李伟祖坟冒的可不是几缕青烟，而是核爆炸的好运冲击波。他多年前带着女儿从乡下来到京城，在命运的眷顾下，女儿被卖进朱载垕的王府，再在命运的眷顾下，女儿被朱载垕弄上床，又在命运的眷顾下，她生下朱翊钧。朱翊钧成为皇帝，她成了皇太后。李伟毫无悬念地女贵父荣，在朝中炙手可热。后来他又通过女儿的关系，到户部看管外库(国库)。这个职务虽不高，却是个肥差，因为他可以在进出钱财上动手脚，而不被人轻易察觉。